支行行长讲述: “我如何成功收回 2.76亿不良贷款”

2018年01月04日 05:53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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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支行行长来说,有一笔近3亿的不良是一种什么体验?1月2日,农业银行温州市中支行行长郑巧容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介绍,2015年1月,她到农行温州市中支行当支行长,到年中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支行在全市的排名在倒数之列。

  对于一个支行行长来说,有一笔近3亿的不良是一种什么体验?

  1月2日,农业银行温州市中支行行长郑巧容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介绍,2015年1月,她到农行温州市中支行当支行长,到年中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支行在全市的排名在倒数之列。

  郑巧容很纳闷,“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刚开始当支行长的‘火’全放在拉存款上,做存款很投入,也做得很好。行里每个季度都有考核,结果当年上半年业绩考核排名结果一出来,我们支行在全市倒数,我傻眼了。业务做得很好怎么会是倒数?”

  后来她才发现,影响她的支行业绩的重大原因就是这一笔高达2.76亿元的大额不良贷款。虽然贷款并不是在她的任上发放,但由于一直没有处理成功,仅这一个不良贷款要拨备将近一个亿,一个支行一年的净利润就几乎全被拨备“吞”了。

  “如果我不把这个不良处置好,我这个支行的业绩就是垫底的。”于是,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郑巧容就把精力转到这笔“烂尾”两年多的不良贷款的处置上,跟这笔贷款的债务人A企业的老板B先生启动谈判。

  经过斗智斗勇,协调政府、法院、企业等方方面面的关系,这笔不良终于在2017年收回成功。

  用她的话说,无不良一身轻,2017年郑巧容的市中支行净利逾3亿,同比增长200%,A企业的不良处置居功至伟。

  当然,2017年市中支行的新增不良贷款非常小也为利润的大幅增长做出了贡献。

  郑巧容介绍,2017年其支行的新增不良只有数百万,不良率只有0.64%。而同期浙江省的银行业不良率才刚破2%不久,温州区域的不良率截至2017年9月底还在2%以上。

  环环相扣资产处置链

  B先生是位华侨,他聘请了一个律师团,把法律程序上的每一个环节都用到了极致,意图把处置时间往后尽可能拖延。当然,他的角度考虑,银行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希望为自己的企业赢得更多自救的时间,或许能迎来转机。

  打个比方,法律文书需要送达,而B先生留了一个在海外的地址,“你想想看,我这么多文书要寄送到国外去,要送到猴年马月?”这让郑巧容很头疼。

  接着在第一次法庭开庭的时候,他在鹿城区法院安排的开庭日前一天提起管辖权异议诉讼。这更是让郑巧容要崩溃。开庭日原本定在2015年上半年,那时候温州法院不良处置的案子非常多,每一步环节都是挤得满满的要排队。

  “不良的处置链条非常长,且是环环相扣的。任何一个环节错过就会影响整个处置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要接着往后排队,按照正常的程序这样被他拖下去可能处置三年都处置不完。最后我们强硬起来,就把文书送达A企业在温州的厂房门卫那里,不接受海外的那个地址。” 郑巧容表示。

  在拖延法律程序的同时,B先生也在想法自救,他找了一个企业老板,想让对方收购A企业。初步达成的方案是先把企业厂房设备等出租给对方使用。

  B先生跟农行提出了一个方案,请求给他三年时间盘活资产来还清贷款,“我们也同意这个方案的,但后来美国出来一个轮胎反倾销法案,出口关税大幅提升,导致他的重组方案失败了。”郑巧容称。

  这时候,B先生希望通过农行帮助他找新的投资者,但当时整体经济环境不好,有意向的企业不多。

  郑巧容抓住了B先生寻求农行帮助的这个机会跟他谈判,“你想自救也可以,你把跟我农行涉及到的39个案子结掉(只有案件全部了结该笔不良贷款才能核销),我就给你一年的时间自救,这一年的时间我都不起诉你。”

  艰难的谈判持续了接近三个月。

  B先生一开始并不同意,但农行是他最大的债权行,农行有权利去法院提起走破产清算的程序,一旦进入这个程序他就丧失了任何自救的机会,这是郑巧容手里的“王炸”。

  也正是这个“王炸”让B先生最终答应了农行的条件,同意庭前和解了结所有的案件,以此换取农行一年的时间不启动任何法律程序,重组自救。

  让郑巧容印象深刻的是,虽然已经达成协议,但真到了快要签庭前和解的时候他人却“消失”了。她就急了,当时是礼拜四晚上,她打电话给B先生,“我们农行是最大的债权人,所有的法律文书我们也都准备好了,你明天不来签协议,下周一我就去法院启动破产清算。”

  就这样,B先生连夜从上海跑到温州,把39个案件的庭前和解协议全部签掉了。

  拍卖峰回路转

  不良的核销还只是不良处置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最重要的环节还在最后的回收。

  不良资产的变现,最终还是依赖最终的资产购买者,这是整个处置链条中最考验人的环节,也是处置的最终出口。处置效率和处置价值最大化之间如何平衡和取舍也是个难题。

  拍卖的环节很关键,不良资产评估值如果过高,流拍次数过多,无法成交,银行将血本无归。但如果不良资产评估值过低,贷款成本完全无法收回,损失过大也丧失了处置的意义。

  不良核销之后整整一年,农行都如约没有启动拍卖程序。

  约定的一年期满之后,农行启动了拍卖的流程。但拍卖头两次都流拍了,因为A企业的这个厂房占地面积太大了,一共有近300亩地,光农行就有2.7亿的贷款,加上其他银行贷款,及一些工程款的拖欠,一共有近五个亿的负债。

  一拍二拍都流拍后,郑巧容也急了。于是,她自己出差跑到上海和广州寻找业内的企业,跟资产公司去推销A企业要拍卖的资产,外地的企业过来考察,她都去机场接,服务做得很到位。

  最终,在2017年1月上旬,第三次拍卖成功了,而且价格还比前两次要高很多。

  前两次1.68亿的价格都流拍了,第三次最终以2.43亿拍卖成功,“所以我们多收回了将近八千万,今年我们的利润就特别好。拍卖款在优先支付完工程款和纳完税之后才轮到偿还农行的贷款,我们总共回收了接近1.8个亿。”郑巧容说。

  郑巧容和B先生两人也因为这个不良的处置成为了朋友。现在每到逢年过节B先生还会主动来问候她。

  单个个体的命运在时代的裹挟下只能顺势而动,郑巧容2017年打的利润漂亮翻身仗也是被此前区域内爆发出来的借贷危机困扰数年的千万浙江银行人的缩影。

  温州和浙江受困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前几年不良集中爆发,陆续处置至今。

  自2012年以来浙江省共处置银行不良贷款8000多亿,2016年就处置了2283亿元,2017年截至10月末,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609亿元,比最高时减少459亿元,不良率已经降到1.75%(截至2017年11月)。

(原标题:农行浙江2017年最大不良回收始末支行行长讲述: “我如何成功收回 2.76亿不良贷款”)

(责任编辑:DF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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